随着家电下乡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村市场家电产品普及率不断提高。“家电下乡”给中国家电企业带来了什么影响?家电企业该如何应对相关政策的调整?《家用电器》杂志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家电产业问题专家、帕勒咨询资深董事罗清启先生。
《家用电器》:您是如何看待“家电下乡”等这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的?
罗清启:这些刺激内需的政策实质上是国家开出的经济“药方”,是非常有预见性和想象力的。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分明的国家,政府针对城市与农村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应对:在农村地区,开展“家电下乡”,提高农村市场家电产品普及率;在城市地区,通过“以旧换新”补贴刺激城镇家电需求。从当前的实施效果看,这两项政策的拉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家电下乡“政策,这对保持产业活力、维护产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家用电器》:您认为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家电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罗清启:做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做国际市场时是按照订单进行生产,相当于是别人送来的订单;而要真正地开发国内市场,首要的就是要创造订单,准确地把握消费者需求,这就需要企业及时进行商业模式及组织结构的变革,从而快速掌握消费者需求,实现企业生产与市场的紧密结合。
对家电企业来说,不能用既有的战略和组织来应对,如果那样需求突然变化之后,很可能会出现原材料、产成品等库存,阻碍企业的发展。企业要真正“家电下乡”,关键还是建立广泛适应农村市场的“触角”,找到农村市场的既有及潜在需求,同时理清企业的战略、组织架构和供需链的流程,这是对企业最大的挑战。
《家用电器》:有消息称看,取消最高限价后,外资品牌将在“家电下乡”中对国内品牌产生巨大冲击,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罗清启:“家电下乡”取消最高限价,实际上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将进一步刺激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这对提升“家电下乡”的产品销售能够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
对外资品牌来讲,最高限价的取消固然为其进入“家电下乡”范围创造了条件,但是在“家电下乡”过程中他们面临着更大挑战,那就是渠道与售后服务不到位的缺陷。对农村地区来说,完善的营销体系、渠道的下沉是决胜农村市场的关键,但这正是外资品牌的劣势。因此,在“家电下乡”新政取消最高限价的同时,外资品牌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自“家电下乡”政策实施以来,许多大型企业向我们咨询如何调整自身的经营组织架构,才能抓住政策带来的商机。我们知道,外资品牌当前正在着重加强在国内的渠道建设,像三星今年宣布实行“星世界”计划,意在实现渠道优化与终端整合,这对国内企业来讲是一个挑战。当外资品牌在营销渠道建设方面与国内品牌差距所小时,国内企业将受到外资品牌的巨大冲击。
《家用电器》:国家将从明年开始对“家电下乡”中标企业实行“末位淘汰制”,您认为,该项政策的出台为中标企业带来了哪些挑战?
罗清启:“末位淘汰制”实际上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保护措施,是符合竞争规律的。在当前的“家电下乡”中,存在着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诸多影响消费者购买信心的因素,国家政策的出台意在规范“家电下乡”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讲,此举也将加速家电行业的“洗牌”。由于网络、规模等因素制约,实力不济的企业将在“家电下乡”中将受到限制。
《家用电器》:金融危机是企业经营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这次国家为协助企业度过金融危机适时地推出了“家电下乡”政策,您认为企业今后应该怎样克服不确定因素保持稳定发展?
罗清启:国家出台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对刺激电子制造业维系规模很有意义,但是企业也不要忘记提高创新能力和组织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感应并快速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克服危机中的风险,抓住危机中的机会,增强在全球变异环境中的竞争力。我以前提过一个概念,我们在危机的时候不要被危机困扰,越是混乱的时候,企业越要有一种战略思维。
金融危机对中国家电企业最大的冲击就是“身体”,即企业的组织形态。国外给我们的一个定位是“世界工厂”,工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只去制造产品就行了,这个定位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从一个工厂到一个灵活的商业组织。企业的组织形态必须是有弹性的,能够按需定制,即需即供,这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最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