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菲的中国“局”
谁也无法知晓，沙林总裁在中国酿造的第一批“拉菲”是何种口感。
擦边
9月19日，拉菲罗斯柴尔德集团DBR (Lafite)[以下简称：DBR (Lafite)]总裁克里斯托夫・沙林(以下简称：沙林)在北京出席了一场名为“菲”凡之旅的葡萄酒品鉴会。
品鉴会上，沙林总裁不止一次提及了中国市场对于DBR (Lafite)的重要性。他说，拉菲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大概能占到整个集团市场的15%-20%。甚至将2008年在山东蓬莱与中信集团合作投资的葡萄园DBR–ITIC Wine Estate称为“心头宝贝”。
可就在当晚，一个“拉菲交易”的群里，有人放话说：“出售1982年-2009年的大小拉菲。”当有人回应并问及价位时，对方说：“你需要什么货，要行货给你行货，要水货给你水货，要高仿货给你高仿货。同时补充，1982年大拉菲最高6万元一瓶，最低1万元一瓶。”而后，新金融记者了解到，高仿的1982年大拉菲大约8000元一瓶。
现实通常都是残酷的。“拉菲”在国内名声大噪的同时，也被水货、高仿、甚至假货裹挟着一同发展。而这，也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擦边”是行内人对做山寨“拉菲”的通俗描述。而于飞(化名)就曾做过“擦边”——当时，他的名片上印着“拉菲某某酒庄”。在他看来，“有需求才会有人做”。
“有数据显示，我国市场上山寨拉菲的数量是真品拉菲的30倍之多，其在中国葡萄酒行业的市场份额远远超过真品拉菲。”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向健军对新金融记者说。
然而，需求并不能促成诸多“擦边”活下来。
“有利可图、99%的人都不懂红酒、乱中才能取胜”，这些也是于飞认为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这其中的“利”，于飞曾用“可怕”形容——当然他用的是行话，叫“空间”，即，进价和市场价之间的差额部分，就是利润空间。
据于飞了解，早先，国外的酒庄并不了解国内的行情，只要钱到账，酒就发过来了。酒庄不会亏本，而国内对这块儿的监管是比较松的，谁都可以做。一个自然人就可以注册一个公司，没有办公室的公司也在做外贸。
而国内的葡萄酒制造商更是“夸张”，家有几亩地，就“开”一个公司、做一个品牌，并到处招商。“上面的审核不严，下面就乱套了。”
在他看来，市场上哪一款产品好卖，很快就有人仿冒，尤其是“空间”大的。产销合作，产品出来了，市场也跟着乱了。
简单说就是：市场上有50家卖拉菲的，但你并不知道哪家是真品。
于飞称，好多贴牌产品也会随着高峰期(收获季)“出来”，但是，贴牌产品也有不同的渠道。很多产品，市场都有贴牌，只是量的大小不同。“而贴国外酒品牌的，都是高级运营商做的，有的运营商在圈里已是名人了。”
“拉菲擦边及山寨产品在中国的泛滥程度很严重，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影响了我国葡萄酒市场的正常竞争。消费者盲目崇拜进口葡萄酒，尤其是名气大的品牌更容易被模仿。”向健军表示。
对国内进口红酒市场的乱，品牌专家冯启同样“无奈”。他还透露，即便是做假酒也没那么难，进一批裸酒瓶，贴上标，就是真的了。在冯启看
毫无疑问，拉菲罗斯柴尔德集团DBR (Lafite)在布局“世界”的同时也在布局中国。在国人对拉菲从顶礼膜拜渐渐变得理性时，DBR(Lafite)也完成了它在中国的落户——山东蓬莱。遗憾的是，几乎同时，DBR (Lafite)在中国也陷入了另外的“局”。来，擦边也好、假酒也好。根源是很多人喝酒只知道附庸风雅，喝不出好坏。
作为DBR (Lafite)在国内的独家代理商——ASC精品酒业(以下简称：ASC)而言，“拉菲罗斯柴尔德集团并非首次面对维权打假问题。对抗仿冒拉菲品牌和形象的不法行为，我们义不容缓。”ASC拉菲品牌经理宋萍在给新金融记者的回复中表述。
她还强调，不论是哪种形式的仿冒行为，ASC都不排除对仿冒者提起诉讼。
渠道
在冯启的记忆里，拉菲是在2000年前后进入中国的。“2000年前较少，2000年后逐渐增多，很多高端人士开始青睐。被更多中国消费者接受，大概在2005年前后。”
开始，是一些涉外使馆在用，还有部分外籍人士订购。“拉菲虽是五大名庄之一，但不是顶级产品。在中国之所以风生水起，是因为DBR (Lafite)一直坚持在中国的传播和渗透。”冯启对新金融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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