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新闻：中国电视节目的“本土化”追求

时间:2010-03-22 19:09 点击:次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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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开始，南京地区引发了一场电视新闻的变革。《南京零距离》、《直播南京》、《法治现场》、《1860新闻眼》等电视栏目迅速崛起，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业界同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此后，全国各地迅速涌现出一批同类节目，如安徽电视台的《第一时间》、湖南电视台的《都市一时间》、海南电视台的《直播海南》、河南电视台的《民生大参考》等：这就是被广泛关注的“民生新闻”现象。 民生新闻方兴未艾，对它的讨论曾经一段非常热烈，但严谨的学理总结并不多，有些基本的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比方说，民生新闻对中国电视而言究竟带来了什么？正如人们已经认识到的那样，在操作层面，它改变了固有的新闻播报模式，实行个性化、开放式的直播和长时段的杂志化编排；在传播理念层面，以平民视角观照平民生活，从而开始了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实现了从精英到明星到平民的回归历程，是“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1]还有研究者则以更宏观的视野，从对整个中国电视发展态势的把握出发，认为：“因为民生电视的成长，中国才真正开始拥有了自己所谓的‘本土化新闻’”。[2]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最富启发性的，对照当下电视发展的状况，有展开论述的必要。 从1958年诞生之日起的前十年，中国电视基本上局限在封闭自足的圈子里；1980年代以来，时代变换，产生了新的产业背景和媒介背景，视野开阔，活动空间变大了，但由于自身积累不足，在与国外成熟的电视媒介接触过程中，被光怪陆离、有声有色的国外电视节目震慑得头晕目眩，于是开始了全方位的借鉴移植，亦步亦趋。进入新世纪，如何走自己的路成为中国电视必须面对的最大问题。而民生新闻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开始了中国电视“本土化”的成功实践，开创了一种新的可能。人们也开始注意到了民生新闻与本土化二者之间的关联，[3]本文在时贤论述的基础上，打算从三个方面对民生新闻的“本土化”追求予以细致专门的探讨。 一、立足国情，顺应主流 本土化的内核是立足中国的现实，与时俱进。大众媒介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外亦然，中国的情况尤为特殊。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指导思想以及现阶段的宣传政策，是中国电视媒介必须奉行的指南，决定了中国电视媒介先天性地要负载相当浓厚的政治内涵，这是最大的现实。因此，不妨说，每一次电视领域的变革，都有赖于党的大政方针与宣传政策的调整完善，这一调整和完善为电视变革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不过，更重要的是指定了一个发展的方向，对此，从业者必须用足够的智慧去认真加以领会。 民生新闻本土化追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立足国情，顺应主流，在传播理念上与党和国家现行的宣传政策实行了成功对接。从“三个代表”思想到“三为”理论到新闻工作的“三贴近”方针，逐步深化，党的“以人为本”的民本取向是异常显明的，在这种情况下，老套僵化的政治话语、宏大叙事显得极其不合时宜。民生新闻的实践者大胆地用以平民的视角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投注深厚的民生关怀，注重实际，解决具体问题，真正地做到了“贴近百姓”、“贴近实际”、“贴近现实”。 因此，民生新闻是在党的宣传政策指导下，顺应中国国情，符合传播规律的一种新的电视新闻实践。“民生新闻”的提法是在电视从业者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总结而成的，不是对西方传播概念的横向移植，而“民生”的提法本身就表明了民生新闻实践者自觉的本土意识。前一段时间，有研究者从美国传播学界借用“公共新闻”的概念，试图用它来概括中国电视领域“民生新闻”现象，这是很不妥当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第一，他们没有认识到“贴近民众”是民生新闻的最基本特质，看不到它的出现有深厚的时代、政策的背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新闻工作的“三贴近”原则不应该是不痛不痒的形式与口号，或是僵化的教条，必须意识到，它本身蕴涵着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国的新闻实践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民生新闻就是它在电视新闻领域产生的丰硕成果。第二，“公共新闻”概念的提出者移植西方理论，没有认识到中国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的必要性，当然就忽略了民生新闻本土化实践的独特意义。 “民生新闻”是在业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其借用“民生”的概念而不是其他，就表明要在本土的思想资源中进行挖掘，试图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与受众社会心理的本土化道路。“民生”完全是一个从传统资源中获得的中国本土词汇。从先秦开始，民本主义就成为传统主流思想，《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第一次出现“民生”一词；及至近代，孙中山先生又在《三民主义》里对“民生”作了详尽的叙述，在当代中国，适应于党的“以民为本”执政方略，“民生”负载了全新的时代含义。 二、本地化，构建“城市认同” 民生新闻本土化追求的第二个特点表现在地域上，即新闻的本地化。中国电视的变革与突破大多是“自上而下”的，准确地说，就是从中央电视台开始的。由于中央电视台在资源配置上占有极大优势，覆盖范围广，社会影响非同寻常，因此有节目一旦在中央台获得成功，就成为一种可堪师表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去，从《新闻联播》到《东方时空》到《焦点访谈》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但省级电视台与城市电视台一味模仿与借鉴中央台，必然会遭遇到一种尴尬，中央台聚焦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或新闻人物，风格宏大严肃，地方台也朝这个方向走，就无法凸现其优势。真正行之有效的做法，应该是立足本地，充分占有地方收视资源，在此基础上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民生新闻作为一次新的电视变革，有独特意味。它自下而上，实现了地方电视台的成功突围，而其基本策略就是新闻的本地化。《南京零距离》是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所做的最早的民生新闻栏目，安排在傍晚黄金时段（18：55——20：00）播出，与《新闻联播》基本同步，城市频道的覆盖范围局限于南京地区，但它敢于同中央电视台对抗，主要就是瞄准了本地新闻这一块，利用地利与人和，变劣势为优势。《南京零距离》的成功，让从业者突然发现本地受众巨大的收视潜力，若干本地新闻栏目在同一地区乘时并起，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却出人意外，基本上没有输家，都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收看本地新闻成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可见，并非僧多粥一定就少，竞争可以双赢，电视市场是埋藏在地下丰富的矿藏，需要加以开发，民生新闻的本地化可以说实现了一次成功的收视资源开发。 电子传媒的兴起，实现了信息传播的革命，信息可以独立于它的载体，以一种几乎同步的速度在不同的空间中进行传递。“地球村”的概念正在这个意义上被提出来，“距离”顿时消失，所有“内部”与“外部”的界线无法划定，浑为一体。过去人们内心认同的一些可为倚靠的“共同体”，比方说“民族”、“家族”、“村落”正在逐渐解体，导致“集体失忆”。而据美国社会学家弗洛姆（《逃避自由》）的研究，人由自然向社会状态过渡，为了驱除本能的孤独感，普遍存在寻求归属、逃避自由的潜在心理机制。自然共同体日益解体，使得人们认同归属的心理需求更为强烈，到了近乎焦虑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营造共同体如久旱逢甘霖，极大程度地契合了大众的认同心理。中国地域广阔，各个地区之间文化差异较大，民众自古以来就存有浓厚的地方情结，因此，营造地域共同体能得到普遍认同。 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这个“后发”国家正处于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地域、机构、人口进行重新整合，城市的边界在不断扩大。根据社会学的研究，城市作为崭新的社群，它的形成不仅仅是地理的、政治的、制度的，还是心理的。也就是说，有必要在本区域内的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自然而然的心理联系，使得这个城市在这些民众心目中得到普遍的一致认同，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才得以形成。城市有优厚的传播语境，当代中国的电视传播对象主要是城市市民，因此，营造地域共同体在当下中国的主要表征就是构建城市认同。 电视民生新闻在素材上先在地设置了选取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区域就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城市，它有别于其他地方。而这一类型的电视节目又在同一时间被这个区域内不同的人们同时消费，在收看的过程当中，人们针对“我们”身边发生的“有目共睹”的事情建立起共同的想象。彼此之间或许并没有多少本质的联系，而正是在同时收看有关“我们”大家的新闻的同时，“我们”之间的这种联系被建立起来，并且在每天的新闻播报中得到不断的强化，从而“人为制造出一致性与和谐”。[4]电视民生新闻的本地化追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可以预见其积极的意义。 三、尊重传统，回归民间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像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5] 格尔茨指出的文化对人具有规定性作用，极富见地。不同文化区域内的人们，他们的思维、行动与情感都有自己的特性，这些特性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积淀，形成所谓的传统。中国的电视，从电子技术到节目形态，完全是现代化的产物，与传统无涉，但在经历了一段引进、移植的学习阶段以后，应该要走出自己本土化的路子，而本土化必须创造性地面对传统，衔接传统。传统的文化精神，决定了本土独特的审美趣味、表述方式、行为习惯和风俗人情。中国电视如何尊重传统，从传统中撷取资源，不仅事关文化发展的宏观战略，而且对媒介个体的发展也是很有益处的。 众所周知，民生新闻贴近现实，回归生活，聚焦的多是小事、琐事，但并不意味着以此为旨归，其最终的指向是深厚的民生关怀。要实现这一关怀，当然就应该使电视节目在可行的范围内适合民众的欣赏习惯。但适合不是迎合，虽然二者都竭力贴近民众，区别在于后者膜拜现代商业社会的唯利益规则，而前者则具有底蕴，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在各个环节中加以创新，回归民间。 民生新闻关注家长里短的背后蕴涵着对道德伦理的弘扬、人情风俗的展现、扶助弱小的呼吁，在在彰显出传统的文化精神与民间关怀。发展与公正、法律与道德、理性与情感，在尽量兼顾二者的基础上，民生新闻对后者予以更多的倾斜，从而使之具有生活的质感，与中国乡土社会现代转型的时代旋律合拍，应该看到，这种回归对当下和谐社会的构建尽到了电视媒介应负的社会责任。 在素材和内容上张扬传统文化精神，是民生新闻尊重传统、回归民间之一途。此外，在节目形态和叙事方式上，如何准确把握民间的文化精神状态，进而从普通受众的审美习惯出发，创造出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也是一条很值得经营的路径。在众多的民生新闻电视节目中，南京电视台教科频道的《法治现场》栏目在这方面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法治现场》时长100分钟，包括《现场报道》、《生活与法》、《有请当事人》、《石城警视》、《法庭传真》、《老赵说交通》等多个子栏目，以“法治”为基本理念，但主轴是主持人“说新闻”，可以说是内容侧重法治的大型电视新闻杂志。在所有的子栏目中，《有请当事人》最具特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当地老百姓产生家庭纠纷，苦于得不到解决，电视台给他们提供一个“评理”的地方。栏目组把当事人请到演播室，围着桌子坐下来，让彼此陈述和争辩，由主持人居中调解。观众们对这个栏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倒并不奇怪，但当事人居然争先恐后地想走进演播室来“说事”，栏目组每天热线不断，这就值得去认真思考了。 老百姓之间的民事纠纷，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应该交付法庭，对簿公堂。但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法律本身不够健全、执行机制不够合理都使得法治滞后，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对诉讼的观念还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传统乡土社会崇尚礼治，子曰：“必也使无讼乎。”打官司是不很光彩的事情，万不得已有了纠纷，不是上衙门，而是请本地有声望的贤者居中调解，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像裁判官吹哨子，罚球”。[6]《有请当事人》采用“主持公道”的形式，主持人扮演地方贤者长老的角色，左右逢源，动之以情，晓之以礼，通过教育说服来解决问题，很有人情味。节目到最后才请出法律专家或律师进行法律评述，又使这一民间处理方式具有了现代特色。可见，老百姓喜欢这个节目，愿意走进这个节目，并非是看热闹、出风头，而是有深厚的文化根源。 《法治现场》深受观众欢迎，而且获得了很高的美誉度，它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尊重传统、回归民间的本土化追求，在节目形态上锐意创新。《法治现场》整个板块是新闻构架，却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新闻栏目，具有法治节目的特性，反过来也恰好说明，民生新闻在叙事形式上存在着多种创新的可能。尤为精彩的是，它采用“主持公道”的调解模式，是对民间“原型”洞识后的高度提炼，从而获得了受众的普遍认同，使之成为民生新闻节目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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