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生态农庄的基础建设尚在进行之中，庄蕙英已开始为周边的孩子免费辅导英文。她发现，教育机会的不公，对农村孩子而言，集中体现在英语上。庄本人是美国毕业的教育学硕士，对此自然不在话下。5年来，她辅导了不下百名农村学生，有的孩子英语成绩从个位数提高到接近满分。有的孩子甚至各科成绩都在往上走。庄蕙英对此很奇怪，那孩子回答说，英语是最难的，我都能攻克，还有什么学不了呢？
2010年初，郭氏夫妇被评为“安徽省十大经济人物”。评奖晚会上有个节目，由一群孩子合唱一首英文歌，其中一半来自郭夫人所在的农村，另一半来自合肥市区。农村这边，郭夫人很快和孩子们一起，一字一句排练纯熟，市区那边却传来消息，说孩子们唱不了，要改成一半中文一半英文。不久，又传来说，还是唱不了，英文再少一些。
终于到了台上，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站在一起，字正腔圆、毫无退缩地唱起英文歌。郭中一站在一边，潸然泪下。
乡关
史立勇：我家是在县城附近的农村里，后来到山西上大学，却对那里没有什么感觉。在外面时间越长，越想回家。心情低落的时候特别想回去。我也知道，回去会有很多束缚。真回去了，可能也待不住又想出来。有时候想，真要是没有太大追求，一辈子在一个地方也挺好。
可惜，史立勇本人不是一个“没有太大追求”的人，否则不会在大学毕业之后，辗转到安徽的小团山农庄工作。
面对同样的问题，延极的哥哥延铎沉默许久，才说：“你问我是合肥人，是台湾人，还是哪里人？我回答不出来。小时候，祖籍是什么，我是知道的。那年来的时候，我想像中的合肥，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出生在美国，两岁到台湾，15岁再来合肥。却似乎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有立勇那种感觉。”
边上的李卓妮帮延铎解围说：“我应该算是湖北潜江人，但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外面，在武汉，在上海。第二故乡给我的快乐还多一些。故乡这种情怀和概念，大概我们现在还不会有。”
说这些话时，他们一起坐在合肥到上海最慢的一班夜车上，面前桌上是延铎正在自学的《文心雕龙》。每周六凌晨3点，立勇和延铎都要赶上这班车，用最经济的办法参加上午9点开始的市集，卖出农庄的产品。除了车厢里弥漫的烟味和泡面味，延铎对这种跑单帮生活甘之如饴。此时，郭教授也带着延极坐在另一班火车上，赶往北京的类似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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