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监管

时间:2010-03-22 20:30 点击:次 我要评论（）

热门标签：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喧嚣很多年的词汇，加上入世前后的舆论造势，国人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但这个词汇让我们能够深入骨髓地彻底理解，当属仍在咆哮的“华尔街金融海啸”这种世纪性的小概率事件。
五大投行的三家投行不是倒闭就是被接管，幸存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最终也被迫转型为商业银行，以其通过吸纳储蓄来缓解流动性危机。华尔街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的弥漫在世界的失望和恐慌气氛，让中国本就萎靡不振的资本市场雪上加霜。美元贬值以及美国内需下滑的双重因素，也让我们已经感受到出口放缓的明显影响。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元是唯一的世界货币，“老大”地位意味着它的变化将会有不可避免的蝴蝶效应。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金融监管模式，因为华尔街投行神话破灭虽然有无数可以言说的因素，但非常关键的是政府监管松散，使得金融衍生品风险扩大。长长的金融衍生品链条，使得人们在面对这些产品时很难知晓深藏其中的风险。QDII的投资损失、中投公司的浮亏、雷曼兄弟破产后爆出的国内银行损失等，无不反映出对于金融风险的认知程度有待改进、判断能力有待提高。简单模仿西方的投资模式，高估自身水平的投资热情，脱离国情的改革手段，都会给我们最真实的教训。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当下的中国社会语境中，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了“政治正确”的认知模式和话语模式。在此，笔者绝无任何反对改革开放和漠视经济全球化的意思，但是无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还是应对经济全球化，都不应该脱离中国国情，都应该真正地实事求是。有政治社会学家分析中国现在的治理模式是“精英联盟”，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的联盟，他们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在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家长远利益。也有西方左派批评发展中国家精英通过与国际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联盟，最大程度地谋取自身利益。毫无疑问，上述理论阐释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事实，但其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中的部分真实，因为任何人都需要追问的是：谁从中获益，谁从中受损？

　　 从根源上讲，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在法理上说大部分大型机构的诞生与发展都依赖于纳税人的钱，都依赖于国家的政策扶持和倾斜，即使股份制改革之后也不能抹杀这一前提。这意味着我们的国家监管比西方的国家监管多了一层含义，即不仅是控制风险的问题，还有国有资产（即人民的钱）保值增值的问题。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金融监管不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迷失了方向，很多人之所以痛斥部分“汉奸”的言辞和行为，所蕴含的深层含义正在于此。这种非此即彼的痛斥模式固然不可取，但它还是反映出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要有最根本的考量。

　　 无论经济全球化和其他方面全球化的程度有多深有多广，当下的世界还没有谁能逃脱国家叙事的逻辑，即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每个国家的追求，雷锋式的行为只有在风险扩散概率加大且会波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才会出现。而这也正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流派长盛不衰的秘密所在，以及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家博弈的底牌所在。最典型的例证在不久前刚刚再次上演，为了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美国政府9月20日向国会提交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同时也向日本、德国、英国等国政府施压，要求它们加入“救市联盟”。但这些国家只是对美国的计划表示赞赏，却无人打算跟进采取类似措施。

　　　 　在应对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的做法考虑的是继续保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金融经济安全，而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这场危机中汲取教训，来保持我们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不能在恐慌性气氛中丧失了自身立场，增加不必要的损失。以中国现有的经济体量，虽不至于自我高估许多，但至少需要保持自主性，继续金融开放的同时必须加强国家监管。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十年后的美国金融危机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不可阻挡的潮流，继续改革开放是必须的选择，但国家利益的保证不能因为外部压力而有所减弱，必须在经济全球化中提高国家监管效率来保持我们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说到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监管最终和改革开放的评判标准是一样的，即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