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侨报》发表刘涛撰写的文章指出，需要强调的是，笔者一直主张，在全球危机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和衷共济，共渡时艰。然而，合作方式有很多种，维护东亚地区经济稳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在危机关头大量抛售美元资产等，都是中国能承担且愿意承担的义务，但强迫中国斥巨资购买美国国债，则完全漠视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世界需要听听中国的声音。
文章摘录如下:
面对迅速蔓延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布什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救援措施。除动用7000亿美元来剥离不良金融资产、对银行注资，以及对新发债券进行担保外，还将有1500亿美元用于落实第二次减税计划。如果加上此前对AIG(国际集团)、“两房”和贝尔斯登接管所耗费的投入，这一拯救计划预计至少高达2万亿美元。
接下来，由谁埋单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在美欧不断抛出“中国责任论”的情况下，中国已承受较大外部压力。例如，此前有媒体报道，美国近日在20国集团会议上就强烈要求中国购买美元债券，理由是中国握有庞大的外汇储备。笔者认为，中国一旦上套，则将至少陷入三重困境。
金融危机持久深入怎么办？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美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在逻辑上大致是对路的:次贷危机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质已演变为全面信贷紧缩(Credit Crunch)，简单说就是缺钱，银行相互间借不到钱，而银行对企业和居民更是惜贷。因此，几天来欧美各国持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和对金融机构注资，加上全球联手降息，信贷紧缩局面的确得到初步缓解。然而，由于欧美金融市场“流动性黑洞”并没有根本改变，如果后续没有进一步的资金注入，先期努力可能付诸东流。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所谓1930年代的“大萧条”远非人们想象中那般简单，而罗斯福“新政”也并无药到病除之功效，个中反复曲折和艰辛无奈非亲历者难以体会。自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溃算起，整个1930年代美国经济不断在“希望-失望-再次升起希望-再次失望”的往复循环过程中痛苦煎熬。伯南克在其著作《大萧条》中曾提及，1930年10月银行危机的爆发，使1929年以来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而1931年的金融恐慌，则使初露端倪的复苏曙光再度黯淡；到1933年3月，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都陷入了谷底；经过1933年至1935年漫长的体系重建，经济重又迈向复苏；不过，1937年至1938年危机再度打断这一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爆发才使美国最终走出萧条，一举摆脱制造业需求不足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两大顽症。
可见，应对金融危机很可能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任何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都过于天真。即便中国这次能掏出2000亿美元救美国，若其后危机升级，中国是否还有3000亿、4000亿美元继续敞开了供应美国呢？
美元霸权继续巩固怎么办？
二战后，美国主导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钉住黄金，各国货币钉住美元，美元霸权地位得以确立。然而，根据“特里芬悖论”，美元的无限供给能力和它的信誉之间最终发生了激烈冲突，1970年代初，美元被迫与黄金脱钩，全球固定汇率体系崩溃，其霸权地位摇摇欲坠。
不过，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美国与沙特为首的中东产油国达成私下协议:中东国家今后仍可安全购买美国国债，但必须确保以美元作为原油计价货币。此外，粮食、贵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也先后被美元俘获，本已日暮途穷的美元重获生机。
不仅如此，正如1999年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所指出的，浮动汇率制度时代的到来，非但不会减少各国的外汇储备，反会增加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日本在1970年代就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但为确保手中已有的大量美元资产不缩水，不得不在外汇市场上持续购入美元，结果就是手中的美元储备越来越多，形成“美元依赖症”。随着越来越多亚洲国家步日本的后尘，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巩固。对中国而言，美元霸权不仅意味着经济风险，还意味着新兴大国崛起路上的障碍，因为这种单极化霸权归根到底代表国际金融旧秩序，而帮助维护这种旧秩序不符合中国的一贯主张，也违反时代潮流。
目前，中国已至少持有5000亿美国国债和3700亿机构债券，若进一步买入美国国债，对美元的依赖只会更深。与私人投资者在债券市场上的买卖行为不同，买入美元资产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中国只能不断买入，不能大量抛售，因为抛售不仅意味着中美间政治敌意的上升，而且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也将带来贬值风险。显然，中国已被绑缚在美国这辆失控的马车上了，唯一能够补救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绑得更紧。
削弱自身维安能力怎么办？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胜任全球最后贷款人这一职责，同时也充分暴露出东亚国家金融脆弱及缺乏区域协调的弊端。危机结束后，各国普遍希望加强货币金融合作以维护本地区金融稳定。
随着华尔街风暴愈刮愈烈，除美欧外，连一向置身事外的亚洲近日也对这股寒流感同身受。据报道，韩国一再要求与中日举行首脑会议，就如何共同抵御金融危机进行协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商讨成立800亿美元“亚洲共同基金”。如果最终确定，无疑有助于东亚国家建立第一道外围集体防线。
韩国之所以积极推动这一机制的建设，显然与其1997年的惨痛经历有关。韩元大幅贬值加重韩国政府的忧患意识，迫切希望与中日一道先将防线建起来；而中日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危机蔓延到家门口。
不过，亚洲共同基金只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第一步，其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极为有限。东亚国家如果打算从根本上增强抗金融风险的能力，还需未雨绸缪，进一步扩大共同基金的规模，同时加快亚洲债券市场的建设。而这些防范机制，无疑都需要大量美元投入。特别是，眼下中国还面临着资本外流的风险，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证，谈何救援美国？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一直主张，在全球危机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和衷共济，共渡时艰。然而，合作方式有很多种，维护东亚地区经济稳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在危机关头大量抛售美元资产等，都是中国能承担且愿意承担的义务，但强迫中国斥巨资购买美国国债，则完全漠视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世界需要听听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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