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没有完全过去，经过了这样的金融危机，我们到了一个非调结构不可的时候了，今天的调整结构的紧迫性、强制性，超过任何时候。”日前，在搜狐新视角经济学人论坛２００９年会上，清华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所面临着一波更加严峻、来得更加复杂的挑战。
２００９年，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以最高的效率实现了逆转，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遭遇史无前例的挑战时率先复苏。然而这样一系列快速刺激的政策，也使不少学者对于担心很多的问题会被掩盖，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隐患。对于此问题，经济学家们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市场内生动力仍不足
谈到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李稻葵特别提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在李稻葵看来，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口号下出现了新一轮的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而且这个措施刚刚开始，还会愈演愈烈。“所谓的全球经济利益再平衡就是矛头指向中国，中国暴露在聚光灯之下，我们不能指望在这场金融危机出现的缓和之后继续回到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６年那样的高额的外贸顺差，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口号下面，还有更加深刻的思潮，这个思潮就是全球的发达国家在重新审视全球化的进程，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公开说，‘全球化进程已经远远跑过了、远远超出了我们全球化治理的进程。’”
在此情况之下，促进内需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就目前来看，中国市场的内生动力仍然不足。“这轮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在保增长等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有两个问题，一方面，为了保增长，我们从２００５年开始的结构性改革被推迟了；另外一方面，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埋下了风险。短期来看，明年最严峻的风险可能是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认为，过剩的产能会带来三个问题：投资的企业资产收益率下降、银行会出现不良坏账、中期经济有通货紧缩的压力。”
张明指出，资产价格的泡沫会导致中国居民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发生问题，过剩产能会变成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担，然后变成商业银行的负担，最后变成中央财政的负担。“尽管现在看我们中央财政还是非常健全的，但是如果把所有的一切放进去的话，现在我们应该对财政的稳健性保持警惕。”
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将这种担忧总结为过度营养化。他指出，经济危机实际上是自我调整的过程，一旦财政、货币都过度集中于一些行业，可能会使这些行业过度营养化，停止增长，甚至“死亡”。
政策应向促内需的调整
既然市场内生力不足会使得经济刺激政策起到相反的作用，那究竟该如何来调整经济刺激政策，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呢？在保增长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情况下，目前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是否到了退出的时点？
对此，张立群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就在全面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当中，内生的增长动力来自结构变化的动力非常强大，支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因素在未来会继续的持续的发挥作用。他同时指出，在今年的一揽子保增长计划中，其实并不仅仅是一味的增加政府支出，在调动市场力量方面还是有很多政策的，这些政策会在后续给市场带来内生力。
“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具备一个很强的内在动力，甚至原来的动力没有发生变化。”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并不是很赞同经济刺激政策给市场带来了内在动力。在他看来，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会存在过度问题，而这个过度问题不能持续下去。
“因为带来负面的东西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就必须要进行调整。这个调整就是调结构，必须要有个新的结构的推动力，就是要深化改革。”王小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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