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丹平：二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城镇化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
小城市的城镇化是基础的工业化过程，工业化本身就是人们要聚集城市的原因。中等城市一开始就要明确规划文化定位，比如成都就有像锦里、宽窄巷子等很有文化味的商业休闲场所。而大城市重点在使产业结构向文化转型，着重发展第三产业。城市里会有沙龙，会有正规教育体系以外的教育培训产业等等。
话题4
提高密集度到底有什么好处？
党国英“城市病”被夸大化了
有人总是担心我们的城市不能接纳那么多农民进城定居，说什么基础设施缺乏，社会保障资源不足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问题。“城市病”被夸大化了，城市有点病算什么，不就是堵么？基础设施方面，城市集中解决比农村分散解决容易多了。
我们的城市政府不愿意接纳农民工，使之成为与城市原住民一样的权利平等的居民，主要是担心他们成为城市的负担。有的城市领导人还说，若对农民工开放了城市，城市财政就会破产。我以为，这种看法是短视的、错误的。最近几个月，国内几座大城市在这方面有重大举措，会给改革的后进者形成压力。
但话说回来，解决农民工问题如果仅仅靠地方政府，的确有很大局限性。必须有国家层面上的综合改革，才能最终解决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问题。
朱铁臻：造成城市病的因素很多
造成城市病因素有城市盲目扩张，土地的占用越来越多，使用结构不合理，城市功能定位不清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等原因，主要是城市规划和设计方面的问题，人口密集度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罢了。
丁力：政府应该加大投入
城市病是一个遗留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规划的不合理。现在的城市化欠债太高，公共服务紧张。提高城市密集度，政府应该加大投入，提高基础服务，提高城市居住舒适度。城市的容纳量是有弹性的，只要提升了城市的服务能力，那人口密集度的空间也会得到提高。
袁志刚：应该学习香港智慧
如果高楼大厦林立，人们的交通、消防、餐饮，应该学学香港，香港集中智慧解决了这个问题，香港金钟地区、中环地区的交通疏散能力很强，这么多人集中在这个地方，高楼大厦上班，吃饭也没什么问题。
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港两边可以从隧道过，也可以坐地铁过江，也可以坐船。安排非常好，过隧道是最贵的方式，因为汽车本身就很贵，隧道收费也很贵，地铁是第二贵，坐船最便宜，2元港币价格很长时间都没有变。这个隐含着智慧———有钱人没时间，最快的速度让他过，没钱的人有的是时间，慢慢过，成功进行了分流。
毛丹平：将是不可多得的致富良机
我们大致可以把城市居民分为三类：有资产的人、有货币的人、有劳动力的人。
对于有资产的人，其实是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获得了好处。未来，他们可以向二三线转移资产以获得财富增值，但这一波城镇化并不是房地产发动，而是文化，所以更应该重视文化产业所带来的机会。2002年在美国曾有调查，提出不应该按照财富数量、职业等来划分财富人群，而应该按照“如何花费时间”来划分。有钱人更重视花钱来消磨时光，这会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持有货币的人，过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赶上持有资产的这一波城镇化，同时高通胀又使其资产贬值。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以中产阶层的壮大为基础的。从微观的角度来讲，中产阶级还是应该更敏感城镇化过程中的机会，抛弃传统价值观念，留意新的创富机会———当然，购置资产也是必须的。
持有劳动力的人，则应当进入有累积技术含量的行业，而不是只盯着短期的收入。我在大连曾经见过一位20多岁的烧烤店主厨，将意大利菜和烧烤结合，很有前途。但是除了寻找这类随着年龄和资历增值的工作外，他们也还是要做“有产阶级”。应当尽快持有资产，而不是货币。
■本期嘉宾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主要专长是农村制度变迁问题研究，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国家建设部专家组成员；国家民政部村务公开专家组成员；国家商务部专家组成员。
朱铁臻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苏州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副院长、全国中小城市发展委员会名誉会长。长期从事城市经济、城市发展与生态经济理论研究，主要学术专长是城市发展与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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