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法学界，还是在司法界，费宗祎的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晓。
在法学界，这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曾是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国家法官学院的法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外交学院等数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并曾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私法法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顾问。近三十年来，他参与了多项重要的民商事法律的立法起草工作。
在司法界，这位共和国的知名法官，曾先后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咨询委员会委员，亲眼见证了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的设立，到经济审判更名为民商事审判和如今大民事审判格局产生的过程。
已至耄耋之年的费老，虽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仍在为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和中国民法的起草继续操劳。“从上个世纪80年代审判婚姻、家庭、继承等传统的民事纠纷，到如今民商事审判覆盖合同、公司、金融、票据、证券、知识产权、环保、建筑工程以及海商海事等新领域，人民法院在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日费宗祎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忆及往事，费老侃侃而谈：
20年后重归最高法院只争朝夕干事业
我1950年毕业于国立南京大学法律系，同年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当书记员。由于历史原因，1959年我被下放到吉林省长春市的工厂做管理工作，一干就是二十个年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此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1979年一纸调令，我从寒冷的东北重新回到首都的怀抱。踏上北京这方热土，进入最高法院大门的那一刹那，我感慨万分：30岁离开法院，20年韶华弹指一挥间，50岁再重新干自己喜爱的法律事业，我暗下决心，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来干事业、干工作。
随着经济建设的逐渐复苏，1979年2月，重庆率先在市中级法院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经济审判庭。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探索性的突破，因为法律上对什么是经济审判庭还是一片空白。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给经济审判庭一个法律上的“名分”：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经济审判庭。
最高法院在1979年9月设立了经济审判庭，并在1980年召开了全国经济审判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经济审判工作的基本任务、收案范围、收案办法在会上得到了确定。
1983年9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人民法院组织法进行了修改，决定各级人民法院普遍设置经济审判庭。在最高法院的部署和指导下，全国一些高、中级法院开始陆续建立经济审判庭。
我记得，到1984年底，全国各级法院普遍建立了经济审判庭。这样，经济审判的初创阶段也就完成了。在此以前，经济审判的收案数量并不多，1983年全国法院受理的一审经济案件才4万多件。
协助起草第一次经济审判会议报告
1984年3月，这个时间在我一生的记忆中都是无法抹去的。全国第一次经济审判工作会议召开了，这在经济审判领域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各地主管经济审判的院长和经济审判庭庭长大概100多人，悉数赶到北京。
为了开好这个会，我们事先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任建新是最高法院主管经济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我协助他起草了这次会议的报告，并反复字斟句酌，仔细推敲，报告修改了不知多少次，才在开会的前夜定了下来。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明确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确定为经济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并确定了经济审判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审理经济纠纷案件，通过审判活动，调整生产和流通领域内的经济关系，保护国家和集体、个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但在当时，经济审判的受案范围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民商事审判还不太一样。当时确定的经济审判受案范围不仅包括一般的民商事案件，还包括经济犯罪案件，甚至贪污、受贿等与经济有关的刑事案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济犯罪的案件逐渐划归到刑事审判庭来负责。
由于经济审判是一个新生事物，各地在审判中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海事审判方面，由于缺少审判经验，缺少相关的法律规定，案子来了，有相当一部分法院不知道该不该管，能不能受理。
当时碰到的最大一类问题就是船舶在海上发生碰撞。有了碰撞必然要赔偿损失，而赔偿损失的先决条件就是扣押船舶。但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扣押外籍船舶必须层层上报至外交部门，等批准后，外籍船舶早就逃之夭夭了。因此，当时很多法院案子来了不敢管，或者说不愿意管。
后来，我们掌握了这些情况后，积极协调外事部门，并及时制定了《关于涉外海事诉讼管辖的具体规定》，明确了法院在海事诉讼中管辖案件的范围，解决了办案实践中遇到的棘手问题。
此后，我们经济审判庭先后起草了《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等一系列重要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推动全国经济审判工作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4年以后，经济审判工作全面开展，受理案件数量逐年大幅上升。1984年当年受理案件8万多件，1985年上升到22万件，到1993年已达90万件左右。
推动北京在全国率先设立知识产权庭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这个决定对于中国此后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民商事审判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经济交往的增多，经济纠纷激增。
据统计，1994年，全国法院受理的一审经济案件已有105万件，1995年更是达到150余万件，这样的增速非常惊人。
当时，经济审判工作就像全面提速的火车，呼啸前进。经济审判已被看作是法院维护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拳头产品”，是法院工作的一个亮点。
面对案件数量急剧增加和不断涌现的新类型案件，经济审判工作逐渐向精细化和专业化发展。1984年前后，海事法院就开始在广州、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10个城市“安营扎寨”，专门负责审理涉外和国内的第一审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
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专利、商标、著作权纠纷的增多，我们开始考虑在各地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我向当时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建新提出建议后，很快得到了支持和批准。
于是，我立即着手实施，找到了北京市高院的有关负责人。但是，第一次商谈并不顺利。北京高院的有关负责人认为，专利、商标、著作权的审理没必要单独设立一个知识产权庭，放在经济庭审理就可以了。
后来，知识产权的案件逐年增多，我和北京高院的有关负责人又进行了一次长谈，北京高院最终同意成立知识产权庭。这样，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
当时，正值中美就商贸、知识产权问题进行磋商。知识产权审判庭刚一成立，微软、任天堂、迪士尼等许多外国公司状告中关村一些企业商标侵权案立刻蜂拥而至。我们的知识产权庭依法公平、公正地审理了案件，树立起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严格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形象。
超期10年退休依旧关注民商事审判
1998年，我从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退下来了。这个时候我已经70岁了，掐指一算，我已经超期服役10年了。尽管我人已不在法院，也不再从事民事审判工作了，但我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法院系统。
我注意到，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机构改革。针对当时的民事审判、经济审判、知识产权审判、涉外海商审判所处理的都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的都是民事诉讼法这一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在原来的老民庭基础上建立了现在的民一庭，在过去经济庭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二庭，在原来知识产权庭基础上建立民三庭，交通庭改为审理海事海商和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民四庭。至此，民商事审判格局全面形成。
目前，最高法院和各地高级法院在民事审判机构的设置上基本是对口的，而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主要是根据案件的数量来确定设几个民庭，确定各个民庭的职能划分。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按照大民事格局审理的民事案件进行统计，每年受理一审案件约150万件。单就民商审判系统，也就是原来的经济审判系统来看，从2002年到2007年2月，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案件(民二庭系统)800余万件，诉讼标的额达1.6万亿元。
和平时期，处理市场经济中发生的纠纷和矛盾不可能继续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更多的需要依靠法律手段，司法审判成为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途径。我相信，随着我国司法能力进一步增强，司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将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本报记者 徐伟 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未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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