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社会资本并非会带来所谓公益性危机。成都武侯区卫生局局长杨晓明表示:“我区社会资本参与的三个医院中,药品销售占总收入的比例,人民医院是23%,三院是32.7%,五院是29%,均不到30%,其中三院的投资商还是一个搞药品的药商。实际上这几年药费是年年降。”
由于无法从非营利性的参股公立医院中分红,武侯区几家医院投资商均把每年盈余用于了医院再投入。各方均期待对社会资本有一定的回报机制,杨晓明表示:“实际运作中发现,税收优惠等政策还不够完备,使得社会资本参与医院改制难以持续推广。”
可以说,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并未找到盈利模式,目前还停留在纯投入阶段。这也导致大量有志参与的资金仍徘徊在公立医院大门之外。
而在一些地区,社会资本的参与还有着严格的限制,地方通过抬高公立医院水准以设立进入门槛的做法也屡见不鲜。这也令一些社会资本望而却步。
这些困惑有待于医改大局的整体推进来解决,公立医院改革何时全面开展,而非只是试点,将取决于卫生主管部门改革现有医疗体制的决心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