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迎秋表示，中小企业是社会稳定之基，创业创新之源。我国75%的就业靠中小企业，90%的新增就业靠中小企业，全社会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也是靠中小企业。但是，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直以来就处于一种极端的困难境地。既没有资金支持，又没有市场的需求支持，再加上近几年受工人工资上涨和原材料价格上升等不利因素影响，民营企业遇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困难，所以其发展相对而言始终处于弱势状态。
周天勇强调，如果今天民营企业面对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任凭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会对民营企业本身和国家发展造成三方面不利影响。首先，导致制造业过度转移，在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时候过早形成空心化;其次，就业困难，失业率上升，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现象再现，甚至有可能在今年末、明年初就会出现农民工大量返乡;最后，中小企业倒闭越多，失业人口越多，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反思
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专家们认为，温州企业遇到的困局不是个例，更应被看做是中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将共同面对的大问题，同时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很多制度性、政策性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特别是需要对那些限制和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李义平就表示，发展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平等进入”原则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真谛，只有平等进入才有公平竞争。然而时至今日，虽然出台了两个“非公经济36条”，但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现在的问题是落实，而落实两个“36条”中负有责任的一些部门恰恰是既得利益者。中央政府必须强力推进两个“36条”的落实才能切实保证民营企业发展。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从根本上来说，导致民营企业生存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基本经济制度出现了问题，没有与时俱进。基本经济制度中规定，我国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如果将以公有制为主体，变为以公有制为主导，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政府诸多文件报告中都提出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但因为涉及到利益集团，这些都无法落到实处。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把政策落到实处。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做好利益调整，政企分开。
李义平也认为，这种不公平还体现在对国有经济有意无意的偏袒上。国有经济可以廉价地使用大量资源，包含资本资源和自然资源。有的国有企业可以从银行便宜地获得贷款，然后再往外放贷，当“二银行”。
刘迎秋表示，现在社会上所说的“国进民退”虽然并非是国家的战略安排，但是国家政策导向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4万亿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出台后，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和房地产领域，尤其是在2009年央企、国企大范围在各地拿地，许多“地王”后面大都有央企和国企的影子。而与此同时，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因其担保能力一般比较弱、信用记录可能不完整等先天不足，融资方面所能给的平台机制不健全，获得的信贷支持很欠缺。
应对
政府今后需要有所行动
专家们认为，中小企业如何谋得融资，政策、环境、金融等如何发力，已经不是单一的问题，也不是温州等个别地区的问题。可以说，温州这方面问题解决好了，对其他地方民营企业发展肯定有借鉴意义。
李义平表示，今后各级政府应该在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上下工夫。中国企业至今原创性极少，温州企业是靠模仿起家。政府应该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的创新利益，激励创新，在政策设计上有利于人们扎根实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刘迎秋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应该尊重民营企业的贡献。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扶持力度。短期内给予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税负，鼓励创新，扶持创业，缓解中小企业因为吸纳劳动力而带来的成本压力和负担。要把地下钱庄地上化，黑市交易白市化，非法交易合法化，把过高的利率下降到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平均市场水平。
周天勇也建议，除了要减少中小企业税务负担外，政府需要转变自己的角色，从监管者转向服务者，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坚决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治理乱罚款、乱评比、乱收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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