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在大公司的管理制度下，“份子钱”还要“上收”——“就是你还没干活呢，先交份子钱，这样公司才能把的哥管得更牢靠，资金周转也更方便。”周毅透露说，为减少公司的成本投入和风险，有很多小公司还要求的哥提前预付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份子钱”，“主要用来买车，减少公司投入。”
赚钱的渠道还有很多。在银建基地的保养房前，30余辆车排队等候。“我们也不想来公司保养，又远又贵，限定时间，还要排队。但这是强制结算的，没办法。”林师傅一路从朝阳区开到丰台区，油钱成本近50元，误工时间近4个小时。
“驾驶员与公司是租赁关系，车是公司的，驾驶员必须听公司安排。”周毅大概估算了一下，“300辆车就能养一个清洗房，一年赚50万左右;一个保养房，一年赚几百万;一个修理房，一年赚上千万。”
即使如此，出租车公司对“份子钱”的要求也始终没有降低。多年前，“份子钱”就被出租车司机们视为“剥削利器”，但往往以降低“份子钱”为诉求的罢工却难获成效。“公司势力很强的，直接开除几个挑头的，再派几个打手镇压一下，一般就不了了之了。”张国庆说。
与公司博弈屡遭失败之后，的哥们决定转而向政府施压，以增加补贴和提高运价为由的罢工愈演愈烈。“出租车司机是用公众利益要挟政府，政府往往身处被动，为息事宁人而步步妥协。”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由晨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据统计，从1996年6月始于北京的首次罢运算起，直至2011年底，全国共发生了数百起出租车罢运事件，北京、上海、杭州、重庆、三亚、湖北、甘肃……“几乎全覆盖，遍地开花。”由晨立感叹。
由此，复杂的利益局呈现出“三输一赢”的态势——的哥受压制，政府受胁迫，乘客无辜买单，公司坐享其成。
129号文件“使司机沦为被剥削者”
出租车公司为何成为唯一的赢家?
“是政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位曾在全国多个城市参与制定出租车政策的业内专家向记者透露，现今，“出租车公司不仅可以直接控制运营司机，还可以通过大集团的联合操控出租车协会，甚至，当联合力量足够强大时，政府的调控地位也逐渐陷入被动，必须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听大公司的意见。”
以北京为例，1990年，北京市出租车公司不足300家，运营车辆不足1.5万辆。1992年，为大力发展出租车行业，北京市推出了“符合条件就批，将企业推向市场，优胜劣汰”的发展方针，并提供“放宽信贷管制、企业可享受税前提留、降低养路费、放松车型限制”等多项优惠政策，出租车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截至1993年5月底，北京市出租车公司增长到1085家，出租车运营数量达到5.6万辆。
问题随之而来——“面的”剧增，“蝗虫”乱跑，公司间恶性竞争不断。1994年4月，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发文表示，“当年不再审批新的出租汽车企业和个体经营者。”
1996年，彻底改变出租车司机命运的129号文件(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下发《关于加强企业营运任务承包管理工作的通知》)下发，根据文件规定，公司与出租车司机必须签订营运任务承包合同书，并且月承包金额的形式和数额被明确下来——这也是“份子钱”最早的雏形。
在的哥董昕看来，129号文件“确立了出租车企业的特权地位，使出租车司机从主人翁沦落为被剥削者”。
1993年，董昕加入北京通县检察院三产注册出租车公司(现通州天运出租汽车公司的前身)。其时，该企业为集体所有制公司，集资人通过购车的形式获得一定年限的出租车经营权，“13万元一辆夏利，经营权普遍为6~8年，每月给公司缴纳1400元钱，这包括场地、税收、管理等全部费用。”
但129号文件的出台使董昕发现，“一夜之间，我们的出资就没有意义了，车和经营权都归公司，我们还要每月给公司交3000多块钱。”
从此，出租车行业兴起了包括暴力形式在内的疯狂“收车潮”，“企业就像土匪一样，雇用打手，强行把司机拉下车，收回车和经营牌照。”董昕回忆说。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算了一笔账，以5年承包合同为例，将预付购车款、风险抵押金、承包金等累计计算，在129号文件之后，每位司机向企业的利润转移达到了10万元，根据当时北京市出租车总量5.6万辆计算，司机向企业转移的总收益高达57亿元。
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会员
中国 北京
全国免费服务电话：400-6060-100 QQ：284121055
电话：010-62021541 传真：010-62021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