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驰名商标网讯)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的主要力量，来自于财政部等相关部门。2010年年中，财政部发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情况时指出，将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金收益收取比例，并且理顺各部门关系，扩大收取试点范围。
央企被认为是博弈的另一方。
“央企及国有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规模扩张冲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对记者说，“靠规模拿订单，规模越大则拿到的项目越大，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则可能面临被重组的风险。这是央企想办法截留利润，用于再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财务签单权是央企领导不愿割舍红利的另一原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财务签单权”中所隐藏巨大的财务开支权力与灰色收入空间，其基础来自于手中有足够多的趴在账户上、暂时没有明确投向的资金可供支配。
“国资委在这一过程中的态度，值得回味。”上述《国资法》起草小组的专家说，一方面国资委具有国有资本金预算的编制权，收取央企上缴红利，而从近几年国有资本金的去向来看，则是由国资委在央企范围内统一调配，用于央企重组、技术研发等。因此，国资委在一定程度上，有动力继续推动部分央企红利上缴比例的提高。
但另一方面，在上缴比例提高力度增大、使央企感到较高压力的时候，国资委又往往因为所属央企申诉困难多、履行的社会责任大，以及央企负责人薪酬难以与世界接轨等各种客观限制条件，而成为调整比例过程中的折中角色。
上述参与《国资法》起草的专家指出，“十二五”期间，不断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没有悬念，而这一博弈格局在短期内也将持续。当下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历次博弈的成本降到最小。如果每提高一次便要经历一番各方游说，或对一家一家的巨头企业单独谈判，那么上调比例大打折扣的结果就难以避免。
他认为，“十二五”期间，针对央企红利上缴比例的提高步骤，应该制定一个各方都能够达成一致的、提纲挈领的时间表，尔后便是执行及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的过程。“时间表的重要意义，在于政策将具有较强的稳固性，通过这种方式，保证国有资本金收益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可预期地扩容。”
“但这一工作还没有明显进展。这也是目前央企红利上缴政策面临的一大问题。”李曙光说。
如果说制定时间表，可以降低博弈成本，那么红利上缴难的根本解决之道，则来自于制度和立法层面的完善，使各利益相关方跳出不断博弈的套路。
在张文魁看来，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是结束试点，由全国人大将央企红利上缴纳入立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交由人大审议，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不同部门之间的博弈空间。二是打通央企子公司-母公司-国资委的利润上缴路径，改变现在各家企业一刀切的标准，让上缴比例的确定更具灵活性。
“下一步，一项重要的央企改革，是完善央企母公司股份制改革，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制度。”张文魁说。
国资委数据显示，2010年央企利润中，归属母公司的利润不到50%。这一改革若成行，将实现拥有大量优质资产的央企子公司向母公司上缴红利，使母公司手中拥有更多“余粮”。
同时，国资委应按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等分类，为央企制定上缴比例的指南性标准。各央企根据母公司及子公司本年具体的情况，确定最终的上缴比例。
“例如钢铁业，属于产能过剩行业，技术发展也进入比较稳定的平台，既不需要大规模的再投资，也不需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上缴比例提高到50%也不过分。”张文魁表示，“而新兴产业，处于快速增发展的企业，则可以降低标准，甚至在一定年度内免缴。”
争议“金融国资委”
如果说“十二五”期间央企红利上缴比例逐步提高面临量的变化，那么扩大国有资本金预算范围，以及做好国有资本金支出安排，则涉及到更多制度层面的创新与改革。
在李曙光看来，2010年底财政部将上缴红利的央企范围扩充至设计研究类等企业范畴，只是国有资本金预算范围扩容的一小步。
“更大的蛋糕来自两部分。”李曙光说，一部分是各省级及各级地方国有企业，“目前全国共有大约11万家国企，这些企业全部属于国家出资企业，应该在央企上缴利润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中，纳入地方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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