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知识产权对于创造的激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早年曾全面参加我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与《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的知识产权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郭寿康教授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据权威部门统计，入世以来，我国专利、商标的申请量和自愿登记版权的数量逐年递增。专利申请量从2001年的203573件增长到2010年的1222286件，增长5倍多。专利授权量则从2001年的114251件提高到2010年的814825件，增长6倍有余。专利授权国内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34.9%增长到2010年的90.9%。商标注册申请量从2001年的270417件增长到2009年的830477件，增长了2倍多。核准注册商标量从2001年的202839件提高到2009年的837643件，增长3倍有余。其中，核准注册商标国内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82.6%增长到2009年的88.2%。
激增的数据尤其是国内申请量的数据，对于多年前的质疑也做了有力回击。中国加入WTO，执行TRIPS协议的保护标准，曾被有的人认为“更有利于外国权利人而非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李明德说，“一个较高水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则有可能越来越多地保护中国国民的智力活动成果，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
李明德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数据。法院一审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从2001年的8000件左右发展到去年的十万多件，而其中95%-98%的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是中国人，“这足以说明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
而这正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WTO影响下走过的道路。
曾被质疑主要保护了外国权利人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协议，成员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不得对TRIPS协议有所保留。同时，TRIPS协议还通过相关的条文，将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实体性条文纳入了协议的体系之中。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提之下，我们必须遵守TRIPS协议，以及已经纳入TRIPS协议体系之中的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
彼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质疑声不断。一些人不断质疑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认为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过高，不符合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个别人甚至认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主要是保护了外国权利人的利益，因而要求降低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
李明德教授回忆，当时，被称为“知识产权大师”的中国社科院郑成思教授曾经予以回击：如果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我们可以自行其是或者降低标准，不必顾及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或者TRIPS协议，那就意味着我们应当退出世界贸易组织，退出当今的世界贸易体系，丧失我们在国际贸易中所获得的种种利益，回到闭关锁国的年代。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今天，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准不可能降低到TRIPS协议基本原则和最低标准以下。事实上，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下，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和贸易利益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李明德说。质疑之声最终被中国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和TRIPS协定成员的行动所驳斥。
而在此前后，在中国启动的大规模修法活动中，《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范的修订占据一席之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重新颁布;制定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清理了与TRIPS协定不相符合的配套法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我国还积极融入国际规则。迄今已加入了20个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已经基本形成了保护对象全面、法律规范完整、立法观念与时俱进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郭寿康说。
WTO专家组裁决敦促变法
2009年1月26日，世界贸易组织公布了“中国——与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有关的措施案”的专家组报告。同年3月20日，该报告获得WTO争端解决机构通过。报告认定中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规定的“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违反TRIPS协定。中国由此启动了《著作权法》继2001年修订后的再次修改，将此条款删除。
“我写了一本书，没有人给我出版，这本书算不算是我的作品呢?假如国家禁止出版我的书，我对我的作品是否有著作权呢?这是《著作权法》中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个ABC的问题。实际上，各国都承认这种著作权，这是国际上普遍遵守的一个规则，但我们的法律却背道而驰。”前商务部法条司司长、WTO专家组成员张玉卿说。
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会员
中国 北京
全国免费服务电话：400-6060-100 QQ：284121055
电话：010-62021541 传真：010-62021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