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还有思想认识上原因。事业法人与企业法人有一个本质不同，即事业法人以公益服务为目的，尽管许多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前早已实行“事业编制企业管理”，但都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见《出版管理条例》);企业法人则是以盈利为目的，股份制企业更是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的目标。《公司法》规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新闻出版单位从“事业”转为“企业”，很自然将“经济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这很容易理解。《公司法》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同于原事业单位，或者有一定的差额拨款，或者背后有一定的行政资源，生存压力增大。
但是，必须进一步明确，同是企业，新闻出版企业与其他物质生产企业具有本质区别。它的生产者是知识分子，运用的主要材料是思想，生产的产品是思想结晶，其作用也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属于知识、思想、精神和文化产业;它的投资收益需要一定的培育期，尤其是报刊业，需要新闻质量的提升、发行量的扩大、品牌的塑造、公信力的提高，然后才能开始获得收益;它虽然类似物质产品，也有一定的制造标准，但只是表现在形式上，它的内容，每期都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永远是新的，所以新闻出版企业也被称为“内容”企业;它的产品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直接影响社会舆论和社会状态;它要求新闻报道与经营活动必须严格分开，新闻与广告必须严格分开;在经营上，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一旦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哪怕是牺牲经济效益。忽视新闻出版业这些基本特征，新闻出版单位一旦改制为企业，就混同于一般企业，简单套用《公司法》，制定《公司章程》，比照一般企业开展经营，结果，不仅必然贬低、淡化总编辑的地位与作用，而且长期下去难免偏离航向，最终经济效益的目的也很难达到。
总编辑岗位更加重要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3月11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版单位总编辑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出台十分及时，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对当前我国新闻出版改革，特别是对近日启动的全国6000多家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意见》指出：“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经营性出版单位将陆续完成转制任务，其今后的发展将面临许多新要求、新任务，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企业和内容生产企业，其意识形态属性不会改变。出版单位转制之后，出版单位的总编辑岗位不能缺失，其地位更加重要、责任更加重大，各出版单位应按董事长(社长)、总编辑、总经理依次配备主要干部。”《意见》明确要求，无论是转企改制后成为企业的出版单位，还是继续实行事业体制的出版单位，均必须设置总编辑岗位。总编辑属行政职务，为出版单位第二责任人，负责业务工作的领导。中小型出版社可由符合总编辑任职条件的社长兼任总编辑，行使总编辑职责。在总编辑岗位之下，应根据出版规模设置专职或兼职副总编辑岗位，并设置相应的编辑业务部门，形成以总编辑为首的编辑业务工作体系，以保障总编辑领导下的编辑工作顺利开展。《意见》强调，“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总编辑工作，把好出版物内容质量关,对于出版单位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广义上讲，《意见》属于法律的范畴，对当前全国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意见》属于部门规章，仅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有效。一旦《意见》与《公司法》在某些方面发生抵触或冲突，诉诸法庭，根据《立法法》“宪法高于法律、法律高于法规、法规高于规章”的有关精神，《意见》必须服从《公司法》。从这个意义上看，《意见》对原有事业体制内的新闻出版单位具有无可争议的规范性，但对转制后的新闻出版“企业”，特别是股份制新闻出版企业，其规范性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公司法》适用中国境内设立的所有企业，从理论上讲，新闻出版企业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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