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访张学良的保健医
时隔两个月，王振国当上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并如愿以偿地成为了部队的一名卫生员。紧张而有序的部队生活，终于让他有条件系统地学习医学知识，从一本本《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医宗金鉴》等古典医籍中汲取智慧和养料;利用节假日到海城的图书馆查阅有关癌症治疗药物的医学专著;身边战友看到他如醉如痴般学习和研究中药治癌知识，主动给家里写信把一个个治癌偏方送到他的桌上，一张张来自天南地北的民间药方的信笺，如同一颗颗滚烫的心激发着王振国的热血，驱动着他前行的力量;而野营拉练、巡诊医疗，更为他搜集民间秘方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便利。在部队的几年里，他从不放弃任何一次能够捕捉得到的机会，更不放弃任何一点与抗癌药方有关的“蛛丝马迹”。
一次，部队拉练经过一个村庄，只听说这一带有位中医能治癌，可究竟在哪个村子，谁也说不准。到了宿营地一打听，原来已经走过了十几里路。经过一天一百多里的急行军，王振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一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挪不动步子。这时候，天上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本来想美美地睡上一觉，但又不甘心错过这个机会。于是，他放下背包，请假后返回去找这位中医。听王振国说明来意后，老人看着从漫天风雪中钻出的我一副诚恳期待的神情，二话没说，痛快地把一个祖传秘方交给了他。他紧紧握着老人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还有一次，听说哈尔滨有位老中医专门用蜈蚣治癌，王振国利用节假日，自费去了哈尔滨。时值三九天，气温降到零下40℃。穿着薄薄的棉袄，拖着一双鞋底冻上了一层坚硬的
冰的大头鞋，一溜一滑地走着，手和脸都像被刀刮似的。那是王振国第一次去哈尔滨，又不知道老中医的准确住址，就这样，上午10点钟下车，空着肚子，逢人就打听，到晚上9点多钟，总算找到了。这时的王振国已经冻得说不出话来。老中医七十多岁了，饱经沧桑，是抗日将领张学良先生当年的保健医生。他当即找来毛巾，用冷水给他擦脸擦脚，一边感动地说：“你这个小伙子，太不容易了。好，我就把自己会的偏方都告诉你吧。”一整夜的旅途，一整天的严寒，一粒米没有下肚⋯⋯可就凭这句话，王振国身上所有的劳累、寒冷和饥饿都一扫而光。一切都得益于那个偏方抗癌热的年代，一切都得益于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和温暖。王振国没有钱，但凭着这诚恳、这热情、这执著，便精诚所至地叩开了一扇扇真诚的门，这不能不说是王振国的幸运!
直至今天，他还一直珍藏着好几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许多药方的笔记本。字迹虽然幼稚，却抄录得工工整整。因为时间比较久远了，笔记本的纸已有些变黄，可那不变的，则是他苦苦寻觅的足迹。就这样，四年的军旅生涯，他已经搜集到民间治癌偏方、验方八百个。这八百个民间治癌方凝聚着诸多战友间无私帮助的深情，寄托着老一代中医对民族中药传承和发展的希望。
王振国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更知道研究抗癌药物的路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从部队复员后，到了1979年，王振国开始把视线转向全国中药治疗肿瘤的权威单位北京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要目的是想将自己搜集到的民间验方与大医院开的处方作个“土洋对比”，以验证自己搜集药方的真伪，也考量这些药方对癌症治疗有没有作用。
当时他的经济拮据，光是买硬座火车票就几乎花去他一个月的工资。于是，王振国带上准备好的干粮、大葱和咸菜条，带上部队里用的大搪瓷缸子，再带上一块塑料薄膜，车上人
多，就铺上它席地而坐。夜间太困倦了，就躺进座位下悄然而睡。就这样，王振国多次往返于通化至北京之间。第一次怯生生地走进北京大医院的诊室，王振国很紧张，就怕让大夫看出他的意图。他诚恳、焦急的神色，朴实又让人怜悯和同情的目光，助他顺顺当当地讨来了医生开下的处方。
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又换了一个诊室去“讨方”。就这样每一次他都如愿以偿地讨来了治疗各种癌症的药方。这时，他欣慰地发现，偌大的医院还没有一味药超出他以往搜集到的对治癌有效的中药材名单。从1972年到1982年，王振国走遍北京、天津、吉林、黑龙江、辽宁、浙江等地，共搜集到民间治癌秘方、验方一千二百多个。
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仅仅是搜集抗癌药方，王振国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搜集一个个药方过程中，一步步去实现他心中的梦想。1982年5月，他被送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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