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的毒性实验是能否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关。为了验证天仙丸的毒副作用，王振国自己服用了第一颗，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一粒、两粒、三粒，第一天吃了三次，没有反应。
第二天开始每次6粒，一天六次36粒，没有大的反应。第三天，王振国胆子更大了，加大剂量，一天吃了六次，总共60粒。这时候，全身都出现了强烈反应，眼皮肿得像桃子，手脚麻木，头晕目眩。妻子滕咏发现后发火说：“王振国，你不要命了?小白鼠吃死了，你就拿自己做实验，脸都肿成这个样子!”“你总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万一你⋯⋯你可
叫我和孩子怎么办呢?”王振国理解妻子的埋怨和担心，可当时他能怎么办呢?决定天仙丸成败的第一步，就是毒性实验能否过关。拿到外面做实验，没有钱啊。人们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那是1985年春节，上门讨债的人络绎不绝，一百、二百、三百元不等，这是王振国搞研究时借的钱。他知道已经到了还债的时间，没办法，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这么一折腾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五，全家就只有十元钱了。这个年怎么过呢?两手空空是没法回父母家了。一天早晨起来，五岁的儿子说：“爸爸，人家都买炮仗了，可咱家为什么不放炮呢?”他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手里攥着十元钱，来到市场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下决心买下了五毛钱的小鞭炮，又买了一点点菜。在这个除夕夜里，外面的鞭炮此起彼伏，声声震耳。孩子坐不住了，一个劲儿地嚷嚷着要出去看放鞭炮。他说，咱们家不是买小鞭了吗?爸爸现在就给你放。孩子说：“不行，我要看放大炮仗。”没办法，王振国只好穿上军大衣，把儿子紧紧裹在怀里，踏着半米多深的雪，远远地望着别人家放的炮仗，足足看了一个多小时。
就这样的经济条件，他别无选择，只能拿自己做实验了。
服用天仙丸的第一个患者是四棚乡老房东李春光大爷。他一连吃了七瓶天仙丸。两个月后，李大爷来到王振国家，交了一份医院病历，这也是天仙丸的第一份病历：李春光，男，52岁，1983年10月5日诊断，上腹痛，不适，消瘦乏力，体重下降，腹胀。胃镜检查：胃窦部4cm×5cm溃疡性胃癌。每餐2两。1983年10月15日服天仙丸。每日3次，每次4粒。11月10日检查，腹胀减轻，每餐3至4两。12月17日再查胃镜，恶性溃疡面减小到1cm×1.5cm，上述症状基本消失，饮食正常。
天仙丸治疗癌症有效的消息，在通化市很快不胫而走。王振国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如果是一个知名的权威专家研究出的抗癌新药，也许他的名字就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可像他
这样又土气又年轻的小人物，如果没有国家有关医疗卫生部门权威的科学鉴定，又有谁会真正承认你呢?
第一个抗癌中药的诞生
经过有关部门的逐级申报，1986年7月9日，天仙丸阶段成果评议会终于在北京如期召开。王振国悄悄地走进会场，向服务员要了把小凳子，不声不响地倚在门口坐下了。当他充满激情地完成了“中药复方天仙丸的抗癌研究”报告时，专家们都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他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的报告能被专家们认可吗?他一边向服务员要了把茶叶狠狠地嚼着，一边认真地倾听着专家们的评价。“⋯⋯鉴于以上研究工作的成绩，天仙丸治疗肿瘤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在第一阶段取得了初步成果，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这最后的一句话，也是最关键的一句，使王振国流下了激动而苦涩的泪水。
就在这年的10月17日，在北京惠中宾馆又一次召开了天仙丸研究工作会议。会上，国家科委宣布：天仙丸研究中标，被正式列为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三十二岁的王振国成为中医药治疗肿瘤十大攻关课题中最年轻的科研主持人。
1988年1月10日，天仙丸新药审批专家评审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一楼会议室召开。汇报、答辩、提问、建议，一切都按程序进行。专家评审会整整持续了一个上午。天仙丸通过卫生部新药临床鉴定的消息被新华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
报》等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与此同时，美联社，菲律宾、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的报纸也迅速转载，介绍了这一科研成果。一时间，在国内，成千上万的读者、患者来信雪片般飞向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在国外，又有美国、日本、南斯拉夫、加拿大、德国等二十多个国家的癌症患者，也急如星火般地来电来函，求购天仙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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