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走了一些国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路。这个速度，使相当多的人感到“太快了”。加入WTO两三年后，外国知识产权人在中国的诉讼(以及“以侵权诉讼相威胁”)开始大大增加，许多学者和企业开始感到了压力，抱怨依照WTO要求修改的知识产权法“超过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要求往回收。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过度，产生了失衡，提出应当重点打击知识霸权与制止知识产权滥用，而不是保护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像王选一类发明家、谷建芬一类音乐家，以及名牌企业(它们始终只占中国企业的少数)，则一直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离有效保护他们的权利还存在较大差距。
这种认识上的巨大反差使我们在“定位”时必然产生困难。如果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者就在矛盾中把“往前走”和“往回收”这两种思想写入同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太可能写好。思科对华为的诉讼、6C集团向中国企业索取使用费等事实，似乎支持着前一种认识。与地方保护主义结合的商标假冒、盛行的“傍名牌”使国内诚信的名牌企业多数做不大、无法与国际竞争对手抗衡的事实，盗版使大批国内软件企业不得不放弃面对国内市场的自主研发、转而为外国公司的外国市场做加工、以避开国内盗版市场、从国外收回一点劳务费的事实，又好像支持着后一种认识。
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是鼓励创新，不鼓励模仿与复制。这种制度利弊几何，还会长期争论下去。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即不赞成在中国搞专利制度的人，至今仍认为专利制度阻断了企业无数仿制与复制的机会，对我国经济是不利的。不过，“温州制造”不断在国际市场上被“温州创造”所取代，后者成本远低于前者，获得却远高于前者的事实，应当使人们对专利制度的利弊十分清楚了。
当中国的名牌企业及外国教授同样对中国法学院学生讲“知识产权或许是今天唯一最重要的私有财富形式”时，我们的学者则论述着“人要生活离不开有形财产”。几乎在同一时期，海尔集团的老总说：虽然该集团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厂(有形财产)，但与该集团享有的知识产权相比，这些有形财产的分量很轻。看来，成功的企业家比学者更明白：在当代，有形财产的积累，是靠无形财产(主要是知识产权)去推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称“知识产权”更重要或最重要，并无不当。而在这里插上一句“生活离不开有形财产”，虽似精辟，却文不对题。
知识产权制度绝非无弊端。中国古语“有一利必有一弊”，不唯知识产权制度如此。但只要其利大于弊，或通过“趋利避害”，可使最终结果利大于弊，就不应否定它。至少，现在如果再让科技、文化领域的创作者们回到过去的科技、文化成果“大锅饭”的时代，恐怕只有议论者，并无响应者。至于创作者与使用者权利义务的平衡上出现问题，可以通过不断完善“权利限制”去逐步解决。知识产权制度中对我们自己的长项(例如传统知识)保护不够，也可以通过逐步增加相关的受保护客体去解决。
总之，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使中国经济这头牛跑起来，袁隆平、王选等人已经做了，更多的创新者还将去做。我国一批真正能打入国际市场并且站住脚的企业，重工业中的宝钢、家电产业中的海尔、计算机产业中的联想，也正是这样做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以信息化促工业化”。在信息创新时代，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下去，中国才有可能在更高层次上再现“四大发明”国度的异彩。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族复兴”。
任何私权与公共利益之间，都不仅有“平衡”问题，而且有前者服从后者的问题，不唯知识产权如此。任何私权的所有人与使用人、所有权人与用益权人之间、不同权利之间，却未必存在“平衡”问题，或主要不是所谓“平衡”问题。这两组问题是不应被混淆的。由于作为物权客体的有形物(特定物)不太可能被多人分别独立使用，因此在物权领域不太可能发生把使用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混淆的事。而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无论是技术方案、作品，还是商标)，由于可以被多人分别独立使用，在知识产权领域把使用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混淆的事就经常发生。现在多数“知识产权平衡论”均存在这种混淆。而这又是进行知识产权战略研究之前必须搞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另外，权利滥用现象的存在与否，与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水平的高与低，本不是一回事，也无必然联系。这二者也是目前被众多学者混淆起来并大发议论的题目之一。例如，在我国物权法尚未独立成法、物权保护水平不可言高的今天，滥用物权(如加高建筑遮人阳光、路上设卡阻人通行等等)现象并不少见。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立法中禁止知识产权的滥用，与我们是否有必要宣布我国依Trips协议提高了的知识产权保护“超高”了、应当退回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只能分别研究、分别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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